普惠金融是怎樣發展壯大和紅利釋放的


隨着國家經濟高速增長,中產階級人口大量增長,中國已經逐步成為中等收入國家,但是中國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,減貧任務仍然艱巨。中國政府積極推進普惠金融,可謂是天地良心,於國於民,都是大大有益。

然而,減貧與普惠金融有相互關系,但不是對等關系。如何更好的運用好普惠金融的政策,做好目標人群定位,是很有必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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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白講,對於完全貧困的人口,普惠金融是插不上手的。理應交給政府,用財政政策來給予最低生活保障,然后,給予最基本的教育和醫療扶助,從而保證生存的前提下,實現可持續的脫貧。

對於那些有能力自我脫貧,缺乏金融資源支持的,並且傳統金融機構不把這些人納入貸款視野的,給予普惠金融政策扶持,這是最佳策略。

普惠金融,只是一種低息貸款,並不是慈善,捐贈,其根本還是通過商業可持續的方式,將金融服務覆蓋到非傳統金融用戶人群。

普惠金融的概念由來

穆罕默德·尤努斯獲得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,他創辦的格萊珉銀行,專注於窮人獲得小額貸款,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努力,受到國際極高的聲望。從而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聯合國發展署提倡,成為一股國際潮流。

最早的扶貧模式是典型的輸血,類似慈善,普惠金融不應是財政補貼、利率管制,或者政府行政手段,要求向貧苦地區投入大量資源。那樣是不可持續的。

有效的利用好市場機制,並且取消對市場管制的束縛,比如取消價格管制,從而打開利率上限,放松民營資本准入、注重機構法人治理、搞好激勵約束機制、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,從而從供給端增加了小額貸款的數量。

這與中國銀行業的改革正好符合,2012年放開村鎮銀行,2013年放開民營銀行,2015年強調民營銀行准入條件,2016年成立國有大行普惠金融事業部,多管齊下,大大增加了金融供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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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科技的技術飛躍

隨着智能手機、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,金融科技大大提高了普惠金融賦能的空間,利用手機app和互聯網在線獲客的高效率和大數據對風險控制能力的提升,能夠更好的找到服務目標人群,從而大幅降低成本。不僅如此,新的商業邏輯誕生了,沒有足額擔保、沒有抵押物甚至沒有場景的小額貸款都可以發放出去。

有房產抵押物的場景貸款,是一種有效的商業模式,正如銀行貸款的房產抵押,有業務經理,曾經豪言,只要有抵押,我可以貸給一只狗。

而現在,有大數據和征信的護航,並且是小額放貸,有放貸經理也豪言,即使沒有抵押、沒有場景,有你的身份信息,我都可以貸給一只豬。

玩笑歸玩笑,可見商業邏輯更加密集、無孔不入了,這就是金融科技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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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紅利和社會進步

山東辱母殺人事件,企業家蘇銀霞為了小企業的發展,被迫去借了高利貸,而黑社會催債人員,用生殖器侮辱企業家,她的兒子挺身而出,一刀扎向暴徒。這種暴力催債就是典型的制度漏洞。誘騙貸款、暴力催收以及裸條風波,都是法治不健全下的社會怪現象。如今,暴力催收被制止,這類負效應會掩蓋普惠金融的正效應,擾亂社會進步。

結論

普惠金融過去依靠行政命令,如今依靠技術紅利和制度改革紅利,再加上法律制度的規范和有效執行,整個領域的新的市場紀律和市場規范建立起來,那就是普惠金融大顯身手、大展宏圖的時候,也將給社會和諧發展添加新的助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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